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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德黑兰的绵绵小雨变为了鹅毛大雪，在白茫茫一片中，五国首脑会议正式在金城大酒店会议中心举行。
作为发起人的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会议，他首先致词说：“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和俄国人第一次作为地球大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便是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希望大家自由讨论，畅所欲言。”
丘吉尔接过了话题：“这次会议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人类的幸福及命运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扬了扬手里标志性的烟斗，道：“美、英、苏、中、唐五大国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很好利用这个机会，积极沟通，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蒋介石一脸严肃：“我带来了全中国人民的热情，我们将与各国精诚团结，彻底地击败我们的对手！”
安毅最后发言：“正如我在新年讲话时说的那样，到了今天，战争的胜利已经没有多少悬念，我希望这次会议更加务实，把战后问题协商好，否则不但要影响眼前的战争，甚至会威胁到战后世界的和平！”
安毅的话一下子把大家酝酿的热情给打消了，利益分配问题向来是最难摆平的，谁都认为自己的牺牲和付出大，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却是不可能的事情。
会议从一开始就激烈交锋，斯大林率先提出自己的要求。
其实昨晚斯大林邀请罗斯福，是商量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事情。
如今地中海一线，盟军被牢牢地堵在亚平宁半岛南部地区，要想拿下德军重兵把守的北部，再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挺进法国、奥地利至德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至于丘吉尔所说的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其政治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
英国的目的在于堵住苏维埃俄国的向西、向南扩张之路。
盟军要想在巴尔干的崇山峻岭间推进到德国，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成！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在法国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登陆，然后一马平川地推进到德国，这条道路才是距离最近的，而且战线容易展开，非常利于机械化部队推进，但这却容易吸引德军西调，为苏联红军西进之路大开方便之门，这在丘吉尔看来几乎是无法接受的。
不过，相对于警惕苏俄在欧洲的扩张，丘吉尔认为南华对英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的蚕食，更加不可接受。
因此，在昨晚的磋商中，丘吉尔允诺，只要斯大林在此次会议上主动提出收回苏联失去的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的土地，给予与会的安毅巨大的压力，换取其在其他方面的让步，那么盟军可以考虑在西欧地区实施登陆。
斯大林虽然无比心动，但考虑到眼下苏德战场正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军队根本离不开南华的武器弹药支持，而且此前他代表苏俄，与南华政府签署系列协议，包括两国边界划分等等，早已经向世界公开。
如果就此轻易推翻，在国际道义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婉拒了丘吉尔的建议，导致会晤最后不欢而散。
丘吉尔和罗斯福告辞后，斯大林收到安毅措辞严厉的电话，声称如果斯大林不愿意遵守两国之间签署的协议，那么此前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协定也都会作罢，并且将追讨苏俄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
为了确保南华国家政府的尊严，惩罚失信的人，一旦苏俄无法在期限内偿还债务，那么安家军将用武力保卫自己的财产，不排除从乌拉尔山东部地区越过两国实际控制线，从东方进攻喀山和莫斯科的可能。
与安毅打过多次交道的斯大林，知道这位“东方库图佐夫”
言出必行，安家军屯兵于边界线附近的百万大军宛若悬在苏联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倒戈一击，以现在苏军的实力，必将一溃千里。
斯大林心惊之余，连忙保证，绝对不会与英美合作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任何不利于南华的举动。
眼见着乌拉尔山以东、高加索山以南地区的领土收不回来了，于是斯大林便决定在欧洲方面动脑子，从其他欧洲国家赚得大量土地，并从西方打通波罗的海、西南方打通通向地中海的通道，以此来补偿苏俄领土蒙受的巨大损失。
斯大林故作傲慢地说道：“我们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了主要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因此有理由要求获得更多的赔偿。
轴心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国家集群，除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发起国外，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土耳其、芬兰、瑞典、挪威、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作为帮凶，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作恶的人受到足够的惩罚。”
“基于此作为前提，我们准备在战后获得芬兰、瑞典和挪威北部地区的领土，波兰、德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丹麦位于卡特加特海峡及斯卡格拉克海峡沿岸的领土，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部的领土，土耳其半岛西部和欧洲部分领土。
为了部分补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损失，可以适当地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分割出部分土地！”
“这不可能！”
丘吉尔立即出言反对：“除了德国外，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是中立国，丹麦、挪威、法国等国家则是被胁迫的，许多国家至今仍在流亡政府的率领下奋勇抵抗，比如希腊王室、南斯拉夫王室、自由法国运动等，甚至土耳其的伊斯麦特·伊诺努政府已经部分恢复主权，与纳粹顽强作战。”
“我需要郑重说明，在纳粹的铁蹄下，由德国人扶持建立的傀儡政府作出的错误决定，这并不代表当事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理应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不用因此受到谴责和惩罚！”
安毅见斯大林和丘吉尔率先起争执，便知道两人之间没有达成什么秘密协议，心里一阵轻松。
斯大林放下手里的烟斗，怒视丘吉尔，咆哮说：“《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都是可恶的纳粹，必须得到根本性的铲除！
我们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中，遭遇了大量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匈牙利、西班牙、芬兰以及法国等国家的军队，纳粹的党卫军中更是有不少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等国的所谓志愿人员。”
“在我们捕获的战俘中，有两三百万这些所谓遭到奴役和胁迫的国家的战俘在接受劳动改造，他们都是可恶的刽子手！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随时去莫斯科东部的矿山和工厂企业去看一看那些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家伙！
我提醒大家一句，假设这场战争最终胜利的是他们，有谁会来可怜我们？”
“如果不让作恶的人受到该有的惩罚，反而因为其有个体面的流亡政府做遮羞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以战胜国自居，那么今后大家都会群起效仿，反正一个国家分成两派，跟着谁都是胜利者，最后的处罚怎么也落不到他们身上……如此一来，国际公理和正义如何得到维护？”
“因此，我坚持我的正义主张，在这次会议上，任何与此违背的决议，都是不被接受的，都将成为苏维埃全体公民的敌人！”
“这么做与德国人有何区别？”
丘吉尔毫克客气地反驳：“不要忘记我们在《三国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同盟国家制定战时国策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充分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意愿，不谋求非正义的领土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
但是现在是什么，我们是新的纳粹吗？”
斯大林使劲用烟斗敲了敲会议桌的桌面，恼火地说：“温斯顿先生，我想提醒你认清一个事实，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与我们作战的国家自然是邪恶国家，只要我们所持是正义的主张，自然不会违背《宣言》精神。”
“另外，为了充分尊重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允许在进行领土分割后，任由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由选择他们生活的国度，绝不以任何理由进行阻拦。”
“我个人认为，安毅主席在西亚、次大陆、缅甸和马来亚进行的帮助土著人建国的行动非常符合自由民主精神，也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意愿，是当前有例可沿用的典范。”
丘吉尔一听气得不轻，立即反唇相讥：“这么说来，苏联丢掉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的领土，也符合国际潮流啰？”
罗斯福见两人面红耳赤，吵得不亦乐乎，连忙和起了稀泥：“我充分理解苏维埃俄国为反抗德国法西斯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理解丘吉尔首相对于维护欧洲固有传统所做的努力！
但是，目前纳粹还在顽强地与我们作战，我们应该待大局已定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如何？”
眼下安家军兵强马壮，斯大林知道拿回失去的国土没多少指望，如果这个时候不把战后利益分割问题解决，待大局已定以西方对红色苏俄的敌视态度，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因此毫不服软地道：“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讨论战后问题，难道我们现在讨论的对敌对国家的惩罚不是战后问题吗？
诚然，这个问题很复杂，触及的利益面也很多，但是，未来不管如何也都会有今天的争执，还不如趁着现在各国首脑都在这里，一块儿予以解决！”
罗斯福见绕不过去了，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
安毅和蒋介石对视一眼，均从对方眼里看到一丝喜色。
有了斯大林和丘吉尔顶牛，西方三个主要国家就没办法抱成团了！
蒋介石见斯大林狮子大开口，把水搅浑，当下也不再客气，把昨夜和安毅敲定的国民政府的要求和盘托出，重点是要求国民政府对澳洲大陆的控制权，这再次招到丘吉尔的强烈反对。
反倒是安毅提出的战后在现有基础上，把兰印群岛和新几内亚岛纳入南华版图的要求，由于未触及美国和英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多大关注。
会议在吵吵闹闹中过去了四天时间，就在各方逐渐放弃分歧，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时候，一月十二日从澳洲传来噩耗：中国远征军总司令朱培德上将、总参谋长詹焕琪中将在率部顺着澳大利亚大分水岭东部海岸北上进攻悉尼城时，遭到日军空投毒气弹袭击，在官兵们手忙脚乱地佩戴防毒面罩时，日军趁势掩杀，远征军大败。
虽然在混乱中，远征军将士抢回了昏迷不醒的朱培德和詹焕琪翁婿俩，但由于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二人在后方医院急救无效英勇牺牲。
而在头一天进攻墨尔本的战斗中，远征军南路军总指挥张自忠上将、副总指挥李家钰上将也遭到日军毒气弹攻击，昏迷不醒，目前已被紧急转移至新西兰惠灵顿接受抢救，生命垂危。
蒋介石和安毅听闻急报非常震惊，连忙申请中断会议，赶回去了解详情。
大约五个小时后，进一步的消息传来。
远征军将士基本配备了防毒面具，但此次日军使用的毒气是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新型毒气，传播速度很快，威力惊人，许多官兵都是在看到白烟炸开后，立即去穿戴防毒面具时已经来不及了。
据抢救过来的伤病员反应，日军在投掷炸弹后，战场上空白烟弥漫，地面上迅即出现大片均匀的油状斑点，随后便闻到异常气味，眼睛及呼吸道受到强烈刺激。
在戴上防毒面具的很短的时间内，官兵们便看到蜜蜂、蝴蝶和苍蝇飞行困难，抖动翅膀后不甘心地落地，附近飞过的鸟群纷纷栽下大地，花草、树叶发生大面积变色甚至枯萎，由此可见日军毒气弹危害之巨。
安家军派驻澳洲前线的生化专家断定这种毒气不是氯气、芥子气等传统毒气，而是一种新型的毒气，与传说中德国人于三八年研制的沙林毒气类似。
安毅震怒之余，伤痛欲绝。
虽然朱培德和自己理念不同于两年前分道扬镳，但不能割舍安毅对朱培德亦师亦父的情感。
当初一次北伐江北惨败，安毅遭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迫害，是朱培德把伤重的他和独立师残部接到江西，调养好身体后重组独立师，并逐步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
后来安家军立足川南，与云南王朱培德相互配合，使得蒋介石不敢对日益做大的安毅集团动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朱培德帮助安毅渡过了最困难的岁月，直到安家军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独立于中央军之外最大的地方军阀势力，此间朱培德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再说詹焕琪，黄埔五期工兵通信科毕业的詹焕琪是安毅的师弟，于二六年秋赣西北小城铜鼓县城与顾长风同期加入模范营，先后担任安毅的通讯参谋和参谋科长等职务，伴随着安毅和安家军一路成长，与詹焕琪有着结义兄弟的情分。
当初詹焕琪与朱培德的小女儿朱蕴华结婚，未尝没有联姻的因素在里面。
其后虽然詹焕琪离开安家军这个集体，但一直对安毅的要求有求必应，可以说，安家军的发展壮大凝聚着詹焕琪的心血。
如今，朱培德和詹焕琪双双遇难，如何不让安毅肝肠寸断？
安毅哀痛落泪之余，致电身在长安的龚茜、叶青和冯洁云，让她们立即代表自己到昆明，慰问朱培德和詹焕琪的家人，如果詹焕琪的夫人朱蕴华愿意，可以带着四个儿女到长安，安毅将妥善予以照顾。
蒋介石也致电南京方面，委派陈诚为全权代表，前往昆明治丧。
同时，蒋介石紧急任命湘西王张弘栾、黔西王石珍为中国远征军正、副总司令，紧急赶赴西南太平洋战区指挥作战。
